中医的命运，一方面关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可能发扬光大的话，首先应该从中医着眼；另一个方面，也关乎现代科学的命运。现代科学发展到目前，暴露了许多问题，需要一种有别于经典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中医是否能提供这样一种方案，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方面。

许多人认为中医不是科学。我认为，中医自我辩护的策略可以是多样的。首先一种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特别是与现代最新的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相结合，从而用西方科学的话语来为中医进行辩护，来论证中医药的效率性、可操作性。另外一种辩护方案，是回到科学的源头，对科学重新进行说明，以此来论证中医的科学地位。我个人今天打算尝试一下后一种方案，也就是重新考虑一下什么是科学，再从一种新的科学观来看看中医的意义。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科学发展观，但究竟什么是科学？我认为，目前人类对科学的理解有两个误区：一个是普遍主义的误区。认为全人类只有一种科学，即标准科学，除了标准科学之外的所有知识形态都只是或远或近的接近这个标准科学。这个思路比较传统，占主流。但目前已经有人开始怀疑这种普遍主义的科学观。第二个误区是人们往往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来考虑“什么是科学”的问题。人们总是想到它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提供一个认识规律。这个角度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整个近代的西方科学都是从这个角色入手来自我规定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说起什么不科学，往往就指它不符合某种方法论准则，从而解决问题没有效率、无效，或者它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规律性，当然，认识了这种规律，目的也在于去利用它有效率的做事情。

我认为追逐科学的源头应该考虑一个新的维度，也就是存在论的层次，或称生存论的层次，即要从人类的存在方式的角色来考虑一下科学的本质。科学归根到底是与人类的生存活动、实践活动密切关联的，与他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相联系的。从存在论的范围看，可以有三类科学，对应着人类很不一样的三种存在方式。

最古老的一种科学就是博物学，它是人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最基本的方式。博物学是在人类与自然的直接交往和对话中产生的，它的内容既包括生活的手段，也包括生活的意义等。现在我们一谈到科学就认为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是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方法，事实上科学伊始还是要寻找意义的，寻找人生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把这个意义世界排除在外，是近代科学的特点，但古老的博物学是有意义的考虑的。今天我们甚至对博物学的这一特点也未加注意，把博物学看成是某种近代科学的初级阶段、原始阶段，也没有考虑到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类型。比如我们讲史前时代通过工具如新石器、旧石器、青铜器来标志，却把这些石器、铜器看成是向自然进行掠夺的工具，这样一来，人类的史前史就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史。这一套编史模式是在启蒙运动以后诞生的，是非常典型的男权主义、科学主义模式。已经有技术史家表明，早期的技术可能首先是对一个意义世界的开展。如最早的冶炼术不是用来锻造武器，而是用来做项链，最早的染料是用来装饰和化妆的。所以博物学，是比较完善的科学，而不是片面的科学。而且，所有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博物学传统，有自己的科学。少数民族有少数民族的科学、非洲人有非洲人的科学、美洲人有美洲人的科学，东方文明也有它自己的科学，但是我们平常讲的科学都不是博物学的范畴，许多人也不把博物学看成是正儿八经的科学。

正儿八经的科学首先指的是近代科学，或者说是近代西方科学。这种科学我把它称为数理实验科学，它来自于希腊，但是希腊时期并不是数理实验科学，我称其为理性科学。每一种科学的背后必定有它的人

文理念的支撑，希腊的理性科学与它特有的人文追求是密切关联的。当时的希腊讲求自由、理性，把自由看成人之为人的根本，这种人文生成了相应的理性科学。希腊的理性科学，包括有几何学、音乐学、天文学等等。希腊人面对的天象与我国的天象很相似，但是希腊创造了一个纯粹理性的数理天文体系，与我国的天学（天文学）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天学”与“人间”的事情，如安排人类的日常生活，安排皇家与平民的生活都是关联在一起的，这与我们的人文是有关系的。

理性科学是西方人认为的惟一的科学，这个看法是可以尊重的，这只是说，那种代表了希腊人存在方式的学问是西方人的独有的，并没有在其它民族中产生。我们必须承认希腊理性科学是人类文明非常独创、非常杰出的一个成就，其他民族，包括中华民族都没有提出这一套理性科学，没有把事物提到一个理念的高度，把理念作为一个绝对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讲“合情、合理、合法”，其中法是最低级别的，理稍高于法，情是最高级别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理也是相对而言的，情最高。但希腊人把理看得最高。他们认为理是绝对的，从绝对的理念中概括整个世界。以上的例子就说明任何一种科学的背后都有它相应的人文支撑，有它的人文土壤，抛开了这个前提，认识就会不彻底，就忽略了它的源头和根本。

那么，近代的西方的数理实验科学基于什么样的人文理念呢？近代西方的数理实验科学所奠基的人文理念与希腊的人文理念是不一样的，虽然二者也有连续之处。现在我们一谈到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是惟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但希腊时期神才是至高无上的。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首先是人文观念发生了改变，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具体化了，成为个人意志的张扬。这种人文观念的改变表现在对世界的看法上，其中一个是世界的无限化——过去我们认为世界是有限的，近代西方从哥白尼以来，世界被无限化了；第二个是世界的数学化，世界数学化的问题很复杂，过去我们讲数学，其实质在于世界的某种单一化过程，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是可以量化的。这种认识不认为世界上会有一件事物有它的不可还原的特征。还原论形而上学的基础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单一化和量化。在世界无限化和数学化背后潜藏着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人把自己活动的意义归结为个体意志的张扬。近代这种个体意志的张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人文背景。这个背景促成了所谓实验科学的出现。实验科学的要点不在于做实验，我们中医也做实验，古希腊人也做实验，但是实验变成为科学一个内在的要素，主要因为它其中包含着征服和控制的意志。征服和控制的意志导致实验的进行。所有的实验科学都不是在旁边静观，而是一定要参与进去，一定要切割、剖析。这就是培根讲的“欲征服自然必先了解自然，要了解自然必要拷打自然”。自然的秘密往往是自动隐藏的，但是近代科学的求力意志很强，它一定要把自然拿过来放在实验室里面“拷打”。实验室成为了拷打的场所，比如现在的物理实验室产生了许多自然界不存在的粒子，很多高能粒子是强行产生出来的，寿命很短，甚至只有10的负多少次方秒的寿命。在拷打的过程中产生了近代的实验科学，这个话说得很粗鲁但是很形象。近代科学有两个始祖，一个是培根，一个是笛卡尔。笛卡尔代表了对希腊理性科学传统的继承，“我思故我在”，“思”依然至高无上，也就是说理性的世界，理念的世界，那个独立不依的“思”的世界依然是基础。但笛卡尔加了一个“我”字，那个我当然不是笛卡尔本人，而是大写的人。这是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由来的哲学的奥秘。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他嘲笑希腊人的科学没有用，理讲得很高，但是没有用。希腊人学数理科学可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当理科来学，他们是把它作为德育课程来学的，数学在希腊人眼中是“政治课”，学了数学才能懂得理性，才懂得自由，才能做一个自由民，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数学在希腊是人文学科，是德育科学。

近代以来的数理科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在培根这里“知识就是力量”，他加入了力量这个维度。就是说一定要有所动作，这种动作一定要有可操作性，要有效果。所以，希腊的四因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因就是动力因，要讲力，要讲效率，要讲方案。可操作性是我们现代人类生活惟一的模式。做什么事都要可操作，要讲出一套方法、方案出来。这当然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常见的模式，但不应该是惟一的模式。我们常说开会可以开神仙会，就是务虚，没有可操作性，而且我们认为务虚更重要，先有务虚，再来务实，一开始就务实可能是盲目的。

今天谈博物学传统的回归问题，是因为现代的数理实验科学在某些方面走到了极限。这个极限是多方面的，一个方面是遭遇到了环境危机、资源界限。资源界限好理解，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等等；环境危机指的是某种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被打破，这里的生态系统不仅是指我们外部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指我们身体内部的生态系统，我们人体的内环境。中医学就是研究这个内环境的。生态危机还指文化生态危机，即文化多样性的丧失。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如今已经被充分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果世界按照目前这个滚雪球的方式发展，将会出现不可持续的发展，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另一方面是科学重新发现了自然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经过几百年的拷问，我们自以为掏出了不少秘密，可是到了，自然界又把这些奥秘“收回去”了。经过16、17世纪，200多年人类努力地开发世界的奥秘，终于发现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线性科学的决定论的体系。但是，新的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表明了自然界本身的不确定性。对一个事物我们敢于大胆干预、大力干预，是因为我们知道后果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它的后果不很了解，胆子就会小一点；如果完全不了解，就会不敢去做这件事情。不确定性的发现，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科学本身的危机。

正是基于这些背景，我们呼唤对博物学的重新认识，并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考察中医药学的现代意义。我认为需要换个思路、换个眼光来看待中医药。当然，我们不排除在传统思路里中医药依然有它的生命力，它的治病有效、毒副作用少、价廉等；我们也不排除用非线性科学的思路对中医药进行重新阐释，对之进行现代化，进行具有可操作性、高效能这样一些方案的改进。但我这里愿意提出一个思路，就是中医的复兴要与中华人文精神本身的复兴密切关联起来。没有中华人文精神的复兴，中医药学的前途命运、它的复兴肯定是极为有限的。恢复博物学传统，实际上是为中医的复兴开辟道路，为它提供人文支持。因为博物学讲究与自然的亲近关系，而不是一种敌对关系。过去我们总想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总想为着人类的利益而消灭一些东西，这也正是现代西医的一般思路，但现在这种思路需要转变。博物学本身是有情的而不是无情的。近代科学的始祖，从伽里略开始一直倡导一种对自然界的无情态度，认为自然界是非人格化的，是没有情感的，因此我们可以堂而皇之、问心无愧地把它们弄到实验室中进行实验。低等的就像高能粒子，高等的就像解剖兔子、老虎，我们都是把它们当作一种无情的事件来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科学是培养了一种对自然的无情之心。通过博物学传统的恢复，我想是可以对这种无情之心有一些缓解和纠正。另外一个方面，博物学本身就是一个通学，它并不过分强调专业化、专科化，而讲究科学与人文的融通，讲究东方与西方的沟通。从博物学眼光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单是中医，在现代都有它的生命力，比如天学、地学以及生命科学都是有生命力的。因为从博物学的眼光看，它们与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的生存方式是相适应的。我认为中医药的发展应该有一个多元化的模式，而且要注重从我们的文化根基之中找到她复兴的根据。